十堰“被精神病”案所释放的危险信号

　　在一个权力为刀俎、权利为鱼肉的“被”时代，“被精神病”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。追本溯源，彭宝泉、邓复华两人绝非第一批“被精神病”的受害者。

　　因对上访者进行“围观拍照”，4月9日上午，湖北十堰市建设银行职工彭宝泉、报告文学作家邓复华被十堰市公安局抓获，并送往当地精神病院。该院医生经四个小时的诊断，认为彭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，并正在发病期，医院决定对其观察治疗。

　　最新进展出自十堰警方4月12日的通报。他们称，彭宝泉、邓复华并不只是围观拍照的群众，而是这起上访的“参与者”。事发前一天晚上，彭宝泉曾和上访队伍的主力人员一起吃饭，研究翌日上访事项，邓复华在上访现场与酒店保安发生撕扯，因而将两人带走调查。

　　如何定性彭宝泉、邓复华两人的身份，其中大有深意存焉。围观拍照的性质属于旁观，正如你旁观他者杀人越货，不管你是兴高采烈，还是默默无语，只要你不参与其间，你的旁观行为并不会构成犯罪，至多受到道德谴责。但作为“参与者”则不同，何况是参与聚众上访、抗议这种群体性事件。就像备受争议的聚众淫乱罪，其要害不在“淫乱”，而在“聚众”。要说淫乱之恶，南京那位马尧海副教授，焉能比得上广西那位烟草局长，以及与500多名女人发生过关系的安徽安庆某科长大人?

　　更深层次上，将彭宝泉、邓复华定为上访的“参与者”，混入上访者的队列，再将其送到精神病院，在今日中国正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，属于行政工作的潜规则。此前，在山东新泰市等地，被地方政府抓回的赴京上访者，都要送进精神病院改造一段时间，等其病治愈(签订不再上访的保证书)，才得获释。

　　不妨说，在中国，“精神病人”已经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。除了上访者，最常见的精神病人还包括网瘾患者、一些重大案件的犯罪人等。

　　任何行为，一旦成瘾，就可能被纳入精神病的范畴。上网成瘾对应电击疗法，乃是十分中国特色的权力景观。不过，我们需要注意到，将网瘾患者定性为精神病人，不仅针对亿万网民，更针对网络的影响力及其象征的信息自由与民主。

　　将杀人犯与精神病人相挂钩，我们早已见惯不惊。不必说大名鼎鼎的邓玉娇，且看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的凶杀案，2死5伤，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小学生。案发后，当地宣传部门迅速宣称，行凶者系一名精神病患者。连精神病鉴定都没做，结论就先一步生产，公权力者不愧先知先觉。自然，它们一贯如此。

　　认定杀人犯为精神病，最可见精神病人所隐喻的政治涵义:一面先行判定其为异类，制造一种理性歧视与道德歧视;另一面，杀人者的行凶动机就不再是心怀社会怨恨杀人，他们拔刀而起，仅仅是因为精神病发作;你撞上刀口，则为巧合，只能在死神面前自认倒霉。这背后，可以掩藏多少剑拔弩张的社会冲突。

　　在网瘾患者、上访者、杀人者的身后，哪种人最有可能被迫接过精神病人的接力棒呢?莫非是彭宝泉、邓复华所代表的批判者和异议者?称他们为上访者并不合适，因彭宝泉最早曝光“湖北郧县青年陈永刚因发帖质疑该县领导搞形象工程而遭拘捕”一事，促成陈永刚获释，在地方政府眼中，彭某人与牛虻无异。假如我们的推测成真，那么，彭、邓两人“被精神病”所释放的信号，比福建南平、广西合浦的凶杀案还要残酷几分。